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高度评价“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有研究显示，在党的全面领导下，中国数字政府建设和数字治理取得重大成效：政务数据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各省级单位云基础设施基本建成，政务信息系统形成集约化建设格局，网上政务服务不断向基层和乡村延伸。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在“十五五”时期要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标志着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和数字治理将进入新阶段。

有研究表明，欧美国家提出的三类数字治理范式均因其结构缺陷与实践阻力而困难重重。“数字效率工具范式”因其“技术替代改革”的路径依赖，加剧了社会排斥与制度惰性；“网络化治理范式”则因“元治理者”的缺位，导致治理协同在复杂的利益博弈中失序；而“整体性治理范式”在实践中难以逾越官僚本位主义与部门壁垒。面对此般全球性治理难题的挑战，新时代中国数字治理实践并非对西方模式简单模仿或修补，而是一场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围绕治理理念、制度与机制的深刻变革，以强大的制度优势驾驭和引导数字技术的颠覆性力量，形成了一套有效破解全球治理难题的中国方案。

首先，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有效破解了多元复杂治理系统中“元治理者”缺位的结构性难题。党的全面领导为数字化时代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困境提供了解决方案，在政府、市场和社会间进行动员和嵌合，在顶层设计和政策执行落地等方面有效统合，推动形成了“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机社会”的三维治理结构。

其次，人民至上导向的数字治理方案，推动政府流程再造从被动响应转向预判和主动服务。在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的同时，也提升了全体人民对创新发展的支持力度，为国家创新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第三，通过“国家统筹与地方创新”的制度设计，在鼓励基层探索与保障国家统筹之间取得平衡，化解了整体性治理所面临的“官僚阻力”与“碎片化”风险。“鼓励地方、基层、群众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加强顶层设计、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成为数字治理中国方案中的制度设计逻辑。地方创新成果得到推广的同时，国家层面也通过系统性行动推动数字治理整体布局，保证了数字治理体系的整体性和协同性，可以最大限度释放社会创造力和创新力，推动国家的创新发展。

第四，治理与创新共同驱动现代化发展。在欧美治理理论范式中，治理与创新常被视为一种外在互动关系：创新主要由市场机制和科研主体自主推动，政府则更多承担规范、监管与服务等职能。但在中国的数字治理方案中，治理正由创新的外部约束条件转变为其内生驱动力量，形成了治理与创新的良性循环。

放眼全球，数字治理的范式竞争与规则博弈将日趋激烈，中国方案所蕴含的“元治理者”整体性思维、人民至上立场与创新发展导向，将为破解数字时代治理难题提供愈发重要的思想启迪与实践参照。

（作者严洁，系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