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他从内蒙古大草原考进北京大学法律系，1983年从北大毕业到了西藏。按照当时八年的援藏政策，很多同去的人早已离开了西藏，而他至今却仍然留在那里。持久的高原生活让他的身体受到了严重的侵蚀，每分钟四十几下的脉动，严重的心动过缓，让他微笑的人生充满无奈。也许他并不伟大，并不高尚，但他代表了曾经的一批人，代表了一批理想主义者，代表了那些真正把青春奉献给西藏的一代人

西藏，一个让人神往的名字，因山鹰写在蓝天，因雪峰映在太阳底下。

西藏，一个让人难忘的地方，因高原被誉为世界屋脊，因连绵被称为山的海洋。

传说西藏是魔鬼的化身，需要众神以法镇之，传说藏族是猕猴和魔刹女结合后诞生的美丽的混血儿……

西藏有很多神奇的传说，可是当我电话里问起西藏自治区公安厅副厅长孙凤鸣23年前去西藏时，是否曾听说过那些美丽的故事时，他笑嘻嘻地说，“那时说起西藏，除了布达拉宫我一无所知，好像还听说过阿里”。

一个对西藏毫无概念的青年人，当时为何就选择了去西藏呢？

一份情怀

“你别采访我了，那时去西藏的动机真的一点儿也不高尚。1983年北大法律系毕业适逢北京政法改为政法大学，需要师资，就把我分在了法大。可是当时我不想当老师，就找管分配的老师提出回老家内蒙，老师说内蒙没名额。当时正大张旗鼓地动员毕业生去西藏，动员了好长时间没有人去，我一赌气就对老师说那我去西藏。”

“就这么简单？”我有些不太相信。

“就这么简单。一听说我自愿去西藏，那个高兴啊，终于又蹦出一个‘革命青年’。”（当时第一个报名去西藏的是北大中文系的胡春华，现任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书记)。

“你们同学当时有人佩服你的勇气与果敢吗？”

“我们同学当时好像都挺单纯的，大家都说些西藏气候不好，让我保重。我们班的一位老大姐毕业后旅行结婚，听说我8月20日走，缩短了旅行期限，提前回到北京，为我送行。一位家在山东的同学还特意给我带了一大包烟台鸭梨；二十多位同学到车站送我，那天不巧下起了大雨，他们就站在雨中，直到列车开走……”

电话的那端一阵沉默。

“在西藏时想同学吗？”

“想，特别想，最初的一段时间全靠同学来信和家信支撑，一封信往返的时间在15天左右，盼信、写信就是最大的乐趣了。”

“北大79级毕业20年聚会你回北京了吗？”

“回了。”

“你们同学说你变了吗？”

“没有，他们说我还是那个傻样，嘿嘿。”

“觉得当时选择去西藏傻吗？”

“用傻和不傻很难概括，理想其实不是很小的时候定下了长大就一定要去实现的那个目标，应该有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

“23年前的西藏和现在不同大吗？”

“简直是天壤之别。我们当时来西藏时，全拉萨只有一个理发店、一个饭馆、一个澡堂，前面还全部冠有人民二字：人民理发店、人民饭馆、人民浴池。我们到了住所后，出来找邮局给家里发电报，在拉萨大街上跑了好几个来回，都没有找到邮局，后来才发现我们住所旁边一个极不起眼的二层小楼就是拉萨市邮局。”

“那时进藏的路很难走吗？”

“挺难走的。我从内蒙坐火车到北京，又从北京坐火车去西宁，再从西宁坐汽车到格尔木，在格尔木大学生接待站又等了十几天，最后坐了4天汽车去拉萨，前后22天才到了西藏。”

不知为什么，听他讲了这些，就觉得心里有一种情怀在涌动，电话那端他讲得云淡风轻，电话这端我听了却是苦涩凝重。一个21岁刚毕业踌躇满志的大学生在路上颠簸了二十多天才到了目的地，连个澡都洗不上，灰头土脸的为了什么呀？

一封家书

孙凤鸣当时可没觉得有那么惨，甚至有些心驰神往，22天奔波后的第一件事是给爸爸妈妈写了一封家书。

当我电话告诉他我找到了《八小时以外》杂志1983年刊登的那篇文章”我来到了西藏“，他多少还是有些意外。

“哎呀，那好傻啊，你千万别写这些。”电话的那端又传来他憨憨地笑着的声音，使我恍惚觉得自己面对的不是一个已经年逾不惑的中年男人，而是一个在高原上奔跑、活得真纯活得惟美的学生。

亲爱的爸爸妈妈：

虽然只是二十多天的远程跋涉，我却像是经受了一场人生的变动。海拔5000米的高原上，强烈的高原反应、肆虐的狂风暴雪、坑坑洼洼的“便道”、污水稀泥的沼泽，威胁来自四面八方，可我们心里没有恐惧，倒觉得很有美的诗情画意。

现在的青年学生都勤奋好学、善于思考、也有理想，可是有些人缺少五六十年代年轻人的那种热情、单纯和献身精神，正是这些才是我们年轻人最珍贵的品格，我们不是贪图安逸之辈，为何要被环境的艰苦吓倒？

爸爸妈妈，我决定来西藏，你们都埋怨我，甚至说我把家忘了，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你们却不理解我，我觉得，只有真正热爱自己家乡的人，才会作出这样的选择。祖国是我们更神圣的故乡，更伟大的母亲，为她献身就是对家乡、对母亲最好的孝敬和最忠诚的热爱，你们说对吗？……

他当时为何去了西藏？看了23年前他写的这封家书，也许一切都会释然。

那份孤独

孙凤鸣说，刚到西藏，单位不让用电炉子，他又不懂得买煤油炉，想当然地以为有锅炉房(其实没有)，结果差不多有十几天喝不上开水，每天早晨就到食堂买一大碗稀饭，留到中午再喝。

“那时侯可能真的是少年壮志不言愁，反正小时侯在家里也没有享受过，虽然满大街连碗面都找不着，生活落差也没有觉得特别大。”

但精神的孤独还是让人难以忍受。

当时公安厅给他分了一间大平房，估计二十多平方米，屋内只有一个桌子，一把椅子，一张床，周末没地方去，就坐在屋里发呆。突然“嗡”的一声让他很震撼，却是一只苍蝇在飞，一刹那让他觉得生命的存在，觉得还是有生命与他相伴，便诗兴大发，写了首赞美苍蝇的诗。

对孙凤鸣这样一位当年曾经以内蒙古自治区高考作文满分考入北大法律系、又在大学写过小说的人来说，写首小诗也许太不值得一提，但如果想像一下当时他的那份孤独，也许就会理解为何对他来说昨天不会遗忘，为何对他来说没有风干的忧伤。

北大法苏力院长曾感慨：“写写吧，写写他们这一批人，多不容易，这一呆就是二十几年，都曾经是青春年少的大学生，当初到了西藏，没有图书馆，没有电影看，没有娱乐，需要怎样的信念来支撑。他们即使选择将来回内地，也是已经没有了青春，已经没有了健康的身体……”

几分艰辛

原本想去人大法工委或政府法制局的孙凤鸣，阴差阳错到了西藏自治区公安厅。大概在1985年，他与几个年轻人开始创办《西藏公安报》(现在已经改名为《西藏公安》杂志)。

“说起来特别搞笑，那时我们也不懂得有版样纸，就找了一张大白纸和一把尺子，数完了字数再往纸上画，怎么画也画不准确，后来跑到西藏日报去问，才知道有专业的版样纸，现在想想那时真挺幼稚的。”

他说以前挺勤奋的，曾经写了许多包括“试论公安队伍的正规化建设”、“警民关系的社会心理探讨”等文章，后来还写了“八廓街里的外来人”在《法制日报》上发表。

与孙厅长交流，发现更多的时候他展现的真像他们同学所概括，总是笑嘻嘻的傻样儿，其实他们在西藏的工作环境远没有那么乐观。

他还清楚地记得1990年代初去藏北双湖公安局。当时那里只有6个人，孙凤鸣一到，他们抱着他就哭了，没有水喝，就到很远的地方砸冰破湖，然后用拖拉机拉回来喝，水里有盐和碘，喝完了就涨肚，几条汉子什么也不说抱在一起痛哭。

西藏73个县，孙凤鸣已经跑了63个县，遇上刮风下雨下冰雹蜷在车里，在庙里留宿，啃方便面、到藏民家里嚼藏粑，没有水喝，汽车陷在泥泞道上死推，几个月不洗澡，有任务几个月回不了家，那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

他也有过刚做完痔疮手术就要去阿里出差，2000公里的路程坐得屁股流血的痛苦经历。

“你明知身体状况已经很不好了，干嘛不早点儿回内地啊？”

“说不清楚，在西藏呆时间长的人，对西藏都会有一种情结，因为觉得好像自己已经融进西藏了。”

“如果现在回内地，你会是什么感觉？”

“也许会很痛苦吧，如果有一天我真的离开了西藏，可能会觉得被抽掉什么，会很飘吧。”

为何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孙凤鸣始终也没给出一个答案。

问他为何一呆就是23年，他说因为这高山之巅有他难以磨灭的印迹，他说因为神圣的布达拉有他虔诚的祈祷，他说因为这里有他那朵冰清玉洁的雪莲花一样美丽的藏族妻子，他就是不肯说那高耸入云的喜玛拉雅还萦绕着他心中的理想、追求和梦幻……

时光一去不回，往事只能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