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24日，在欧盟“对华新政”新闻发布会召开前，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告诉中国媒体，“中国加入WTO已经5年，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这是“拉米蛋糕”最恰当的注释，国际社会再次提醒中国，还有不到50天，中国将跨越过渡期的门槛。

尽管中国入世原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叹言，“中国人离WTO越来越远了”，但每到入世周年，“入世给中国带来什么”等话题总会被提起，答案也大都围绕财产得失展开。

其实，从WTO对他国财产影响的经验来看，这些仅仅是阶段性的问题与不完整的答案。站在入世过渡期终点的门槛上，也许我们更应该回过头来看看入世的本义———以入世促发展。而如果我们再把眼光放长一点，可以看到入世归属的是“开放”这一漫长的传统。正是基于此，中国在1986年夏做出的选择才被视为是一个意义深远的战略决策。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教授谈到：“当时中国改革处于攻坚阶段，在改革受到既得利益制约的情况下，需要寻找一个体制外的压力也就是国际经济体制给我们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加入WTO被确认为是一条破局之道。2001年在中国入世前夕举办的“诺贝尔经济论坛(北京)”论坛上，“法制建设：全面适应经济全球化”、“强化政府公共职能”等与经济关联不大的议题逐渐成为讨论的重点，“开放倒逼改革”开始在坊间流传，中国对开放的诉求完成蜕变，入世成了中国改革的新动力。

王教授指出，在世界加速变化时，一个国家如果不能积极地参与进去，那么国家的内部问题就会显现出来。也就是说，如果不能有效利用国际资源来促进本国发展，其结果就将会是内部危机、矛盾越积越多，而要有效利用国际资源就必须开放，不管这种开放是基于经济意图还是政治目的。过去也讲对外开放，但入世让中国迎来了第二次开放。第一次开放以1978年为标志。当时的开放是有限度的，基本上是按照国内议程来开放，也就是说是在我们自认为适当的领域，以我们认为可以接受的速度，来选择开放，这是第一次开放重要的特征；第二次开放则以入世为标志，此后，中国的开放就不再仅仅是有限度的开放了。

编辑：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