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看你1978年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高考作文《大治之年气象新》，有恍若隔世之感，那是一段怎样的记忆？

陈平原：我们自己总结是：生在红旗下，长在三年“自然灾害”中，该读书了，碰到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等到结婚的时候，又碰到独生子女政策，各种各样的辛酸苦辣，我们都经历过来了……

跟我们的尊长很多在反右、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酷打击或迫害相比，五十年代生人还是比较顺利的，但绝大多数也都曾经有过心灵的创伤，体会到人生的冷暖，在这种寂寞人生的苦难中逐渐成长起来。所以，这些人的心理素质比较好，抗打击能力比较强。

我们的成长过程是伴随着这个国家的命运一路走来，一步步跟着这个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当然，我们也参予到推动这个时代变化的努力中。

《小康》：有人认为上山下乡对国家是灾难，但对个人是因祸得福，它使得你们这代人躲过了小学、中学、大学的现代格式化教育过程。对此你回过头来看又是怎样感受?

陈平原：这是后世追认的。人生不能重新假定和设计。但是我反对这种说法。因为文化大革命包括上山下乡中的痛苦，那时候日常生活中对未来的迷惘和绝望是很多后面的人无法领会的。

我之前在乡下8年，后来人可以想象说有了这8年的社会经验我以后的人生会怎么怎么样。但是有多少人熬不过这8年？77年考试的时候多少人没上来？按照那年的录取比例，一个人上来了，二十几个人没上来。多少人根本就没有熬过文化大革命，在乡村里自杀了，或者日后没有考上大学，一辈子几乎就荒废了。

《小康》：如果没考上大学的人会是怎样的命运？

陈平原：文化大革命的中学生，如果后来没能上大学，你可以想象，回城以后，第一件事是在大城市的边缘搭一个小棚子，然后就开始做一些零杂工。因为你没有技术，没有学问，将来提干你轮不倒，经商你没本钱，只能提早下岗。即使没下岗，现在也该退休了。

我们是幸运儿。尽管我承认我也很努力过，但我承认很多靠的是机遇。有了上大学这个机遇，你后面走得很顺。我也在不断地弥补，不断地纠正，不断地使自己走得顺一点，但是我知道“四人帮”迫害的时光是补不回来的。

《小康》：学习的热情、理想主义的气质、心怀天下的责任感，这是否可以说是七七、七八级的普遍精神特质？

陈平原：相对来说，我属于低调的理想主义。高调的理想主义和低调的理想主义不一样。我们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也是一种理想主义。像胡适所说的，“只要耕耘，必有收获”，或者“只求耕耘，不问收获”，这些都是低调的理想主义。你还看得见，有那种气质或者追求在后面，但是对于收获本身，并不抱特别大的期望。

《小康》：这种低调的理想主义骨子里是一种悲观？

陈平原：不是悲观主义。过去宣传“小车不倒只管推”，现在我反过来说，只要你我肯推，小车可能就不倒。中国的独轮车，是很难掌握平衡的，你要是停下来，它可能就倒了。所以，只要你肯推的话，它就能够一直往前。尽管歪歪扭扭，但还是往前。

所以，有时候他们说得特别特别悲观，但问题是我们还必须生活。如果把中国想象得一无是处的话，比如说环境不好、人心不好、道德不好，国家形象有问题，政治体制也有瑕疵……我们怎么办？我知道这些问题都是真实存在的，所谓“直面惨淡的人生”，就是这个意思。

首先要相信中国这辆小车，只要不倒，就能往前，一点一点改革，或者说改进。我相信绝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希望这个小车不倒的，只不过采取什么样的方法、用什么样的途径来维持它不倒，而且还要往前，这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小康》：人文学越来越不能够像当年那样影响当下社会，您认为原因出在何处？人文学是回到了它本该有的位置还是日渐式微？

陈平原：相对那个时代，现在人文学的地位确实是今非昔比。但现代化本身要求合理化、科程化，讲求工作效率和实用理性等，这些都会导致传统的人文地位下降。骂也好，感叹也好，时代已经走到这一步，回不去的。人文学者很容易怀念起当年的谈笑风生、指挥若定，现在那是不可能的事。因此，人文学者在坚持自己的价值立场和学术观念的同时，必须努力理解这个时代，调整好自家心态以及工作策略。

编辑:尧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