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儒学还是费孝通先生，这些都是属于历史的，而我关心的是未来。”2010年10月22日晚6点，在理科五号教学楼201教室中，朱苏力先生如是说。

朱苏力先生所做的“费孝通与中国文化自觉”讲座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科重建30年暨费孝通先生诞辰100年系列讲座的第二讲。作为一位法学教授，朱苏力先生着力在社会制度层面对儒家思想与费孝通先生对儒家思想的继承与超出做出了深入剖析。

开宗明义，朱苏力教授首先便提出：费孝通先生是儒家衣钵，特别是董仲舒之前的早期儒家思想的真正继承者，是第一个用现代社会学概念阐释儒家对社会制度的建设的学者，是现当代社会学的大师与奠基人。

“应把儒家思想与历史中的社会问题整合起来理解儒家”。在这一前提下，朱苏力先生反对近现代新儒学单纯从美学、哲学、宗教等角度研究与理解儒学的观点，而是强调儒学是最适合当时社会的社会理论与政治理论，是一种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基本成功的社会实践。

早期儒学所关注的重点问题应该是在生产力水平低，人口流动少，交通通信不便的社会条件下，主要靠血缘关系维系的小型农业社会的形成和秩序问题，以及这种没有太多文化交流的分散的小型社会如何构成疆域辽阔，在社会文化、制度上基本统一的大型农业社会的问题。而其他理论则是附着于其上的。

早期儒学通过个人情感普遍化与借助家庭关系的想象构筑政治关系的方法打通了家国天下，提供了建设一个国家的基本架构。以父子推想君臣，以兄弟推知同僚，以婚姻关系来看中央政府与少数民族的关系。

朱苏力教授澄清了关于儒学的几点误区。如认为儒家“君臣父子”违背平等思想。事实上“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所表达的正是古代君臣权利义务的对等关系。又如儒家思想是特殊主义的，而事实上，儒家对父子、兄弟、夫妻等关系中的人的要求都是有普遍意义和高度抽象的。可以说，孔子不仅是文化上的圣人，更是个出色的政治家。

费孝通先生23岁便写就《江村经济》，建立在体贴入微的对社会的观察上的生活逻辑与合理性分析在他的著作中俯拾皆是。无怪乎朱苏力先生不无激动地感叹：什么是天才？这就是天才！

“费孝通先生为儒学合理性提供了温和的但最有力的解析。”在朱苏力看来，他对于儒学的继承不是宗教似的个人的相信，不是从儒学中分离出于西方理论相统一的内容，不是书本主义、教条主义，而是真正扎根本土，在社会历史条件中语境化的解说儒学儒学。

费孝通“坚持对文化有损益”，承认儒学在变化着的近当代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并将现代中国人的整体利益作为损益的标准。而他毕生致力于富民，重视社会财富对社会的重要性有恰好契合了早期儒家“足民足兵”的思想理念。费孝通先生对于中国农村现状的深入调查使得他得以以丰富的现实例证来阐释儒学思想，从而“创造了儒学的现代话语形式”，而这无疑“比对传统文化的宗教信仰更有说服力”。

费孝通先生智识上为儒家提供了社会学术之根；更为在拥有百分之五十以上农民的当代中国，在现代城市、郊区中传统儒学观念的存在提出了正当性，并由此防止激进的社会改革贸然推行。

受过传统的西方教育，不着长衫，不蓄须，不写伪文言，费老与儒学的联系究竟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朱苏力教授认为，这“不能以传统的儒学教育来解释”，而是因为费孝通先生所关心的社会问题与儒家所关注的社会问题如出一辙。无论是上层建筑礼崩乐坏还是改天换地，在广大农村，当代社会状况与儒家面对的社会所使用的规则是基本一致的。“父慈子孝”、“夫唱妇随”、“兄终弟及”、“长幼有序”等都可以用今天的社会科学加以解释。

费孝通先生对于儒学研究的贡献决不仅仅止于继承，更实现了一种超出。可以说儒学所关注的问题与思考方式给予了费孝通先生超出社会与思想环境的眼观。1992年，就在这个市场经济起步，大量学人下海经商，中国人都在关注如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问题时，费孝通先生却在《孔明的思考》中提出了未来社会中人与人如何相处，环境恶化、资源问题、人的心态问题等等到今天才被人们广泛关注的问题。费老提出世界将进入全球性战国时代，各国不能自扫门前雪，而应充分了解不同的民族与宗教，共同寻找出路。事实上，1993年，西方学者才写出《文明的冲突》，而这只是费老关注的诸多问题的一个方面。

“适应社会发展条件与国际学术竞争环境，费老的著作将可能成为未来社会生活的理论基石之一。”朱苏力这样说道。在费孝通先生诞辰百年之际，以讲座的形式回顾解读其学术成就，作为后辈，我们所能感受到的不仅仅是费老在学术上的突出贡献，更是一位老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力量。

费老关注社会生活经验，见微知著，坚持平民主义和实用主义。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费老提倡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而“为农民说话”更是他毕生的追求。近八十岁的老人写就《孔明的思考》，仍然关注着人类的发展问题，其思考与判断在中国甚至世界学人中都是具有先锋意义的。这样的思考这不是空泛的普世价值与终极关怀，“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一种对人类的关怀，是非宗教的，务实的，冷静但不冷漠的思考”。

朱苏力先生的整场讲座时时透露出对当今世界现实的思考：一些学者带着“文化商标”招摇过市，当代中国制度建设问题，农民问题，世界范围内的核威胁与恐怖主义等等。“费孝通先生不能规定我们的追求，但至少能让我们警醒。”朱教授提出的惊醒，我想，正是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的探索与对知识分子责任意识与文化自觉的呼唤吧。

近两个半小时的讲座中，朱教授始终将饱满的激情、严肃的思考与轻松幽默的语言结合起来。信手拈来的类比与例子常能引发听众的会心一笑。格外拥挤的会场，临时添加的座位，挤站在过道与门边的听众……这一切也增加了讲座的“热度”。

编辑：李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