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日前，北大校友工作办公室组织采写的图书《故乡的云》由北大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采访了28位自改革开放以来北大留学回国的优秀校友，深入挖掘了他们响应祖国号召投身国家建设的感人事迹，引导青年学子树立科学的成才观和就业观，将北大人为祖国和人民奉献青春和力量的精神发扬光大。《故乡的云》是继《西部放歌》之后“北大博雅系列”丛书的又一力作。本网将陆续编发本书文章，以飨读者。

易纲的名字，与中国的经济以紧紧联系在一起。从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到80年代初北大最早一批公派赴美留学的大学生；从印第安纳大学终生教授的席位，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发起人；从象牙塔顶端苦心于金融理论与中国经济实际发展的献策者，到肩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重任的决策者，易纲走过的路无疑是极不平凡的。

胡舒立当年采访易纲时曾记录下这样的印象：“那时见到的他就和现在一样，甚至面容亦无太大改变，他诚恳而坦率，谦虚而沉稳，更像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中国学者……15年来，我们常有交谈，我也常读他的文章，听他的演讲，看到易纲在走一条原来可能并没有设想过的道路，但也感觉，央行官员、后来是央行高官的易纲，还是那个易纲教授。”五十而知天命，在53岁的易纲身上，我们或许能够看到真正的北大精神，真正的济世情怀，而时刻反躬自省。

一、 我们读的都是经典

1958年，易纲出生在了一个普通的北京市民家庭，从小一直品学兼优，到高中毕业那年响应号召，到北京顺义县高丽营公社插队，任知青队长。回顾这段特殊的知青岁月，易纲还记忆犹新。他很认真地说：“我最熟悉中国的‘两头’：‘一头’是农民，他们是社会的基础；‘另一头’则是现代社会经济的核心——金融”，对于农村的直观认识与对农民的熟悉，无疑是其他任何经历都无法给予的。至今回忆起来，他还会得到很多新的体会，“我做知青队长，每天早上要给生产队的农民安排修猪圈、锄草等农活，每天晚上收工时检查，逐渐发现，尽管自己以身作则、认真检查，但还是存在‘信息不对称’，比如农民在锄一垄地的草时，经常只会把两头锄干净，中间基本没有锄。而农民住宅旁边的自留地没有人安排，地却被整得很平，草也锄得很干净，当时全国农民自留地大约占1%，公社地占99%，但农民1%自留地的产量相当于99%公社地的产量。”

1977年恢复高考，那时所有知识青年的心情都是一样的——一定要参加高考。那仿佛是通往新的时代的大门露出的一条小小的缝，门里面就是未知的光明。国家的命运转机落到个人身上便充满了戏剧性。就在这一年，易纲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当后人试图重溯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时，总喜欢聚焦于1977级北京大学学生的两个宿舍。时年19岁的易纲是宿舍的成员之一，与他当时一起“卧谈”的室友有现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兼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院长海闻，总理办公室主任丘小雄，大成基金总经理于华、中和应泰管理顾问公司董事长金立佐，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克洪，以及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高层智囊之一的时任天津外经外贸工委书记的张炜，在北大经济系77级中还有现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

那时的北大充满着昂扬的热情，拼命读书，拼命思考。“我青年时，书很少，但我读的英语教材是许国璋教授的，汉语语法是王力教授的，历史教材是翦伯赞教授的，线性代数是丁石孙教授的，都是经典。”易纲历数那段燕园往事，历历在目。30年前，北大未名湖畔一个普通的男生寝室里，一群20出头的年轻人经常发生激烈的论争，熄灯之后，仍然不止。他们的话题集中在“私营经济是否应该存在”、“企业自主权的范围如何界定”、“什么是民主政治”、“物价如何放开”。而三十年后，这些年轻人或进入了政要部门，或成为主流经济学人，从不同的纬度影响着中国的改革进程。

对于这批经历1977年高考的学子来说，大学求学的四年，不仅仅是知识的汲取，更是观念的冲击和挑战。“我们不看重具体成绩，也不讨论将来工作做什么，我们只讨论国家大事。”睡在易纲上铺的海闻回忆起当年的“卧谈”，记忆依旧清晰可见。当时的学生对于自我的得失考虑不多，更多的是对未来充满着清晰又朦胧的抱负。他们沉潜在学术的自由中，冥冥中预感到未来将大不一样。

二、燕雀焉知鸿鹄之志

几乎就在高等教育重焕生机的同时，另一扇大门也徐徐打开。1979年初，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访问美国，在欢迎的人群中，有一群黄皮肤黑眼睛的年轻人，他们是一个月前被公派到美国的52名留学生。而邓小平的这次美国之行，也把留学机会带给了更多学科的中国学生。在与美国总统卡特所签的协议中，中美关于派遣留学生的口头谅解作为正式协议得以签署，从而载入史册。中国近现代以来最大规模的出国留学热潮也由此揭开了大幕。

22岁的易纲又被时代推向了前列。1980年，他成为77级北大经济系第一位公费赴美留学的学生，从此开始了在美国十余年的奋斗生涯。在美国，易纲如饥似渴地汲取了发达市场经济中各种流派的经济金融理论。他在哈姆林大学学习两年后，获该校管理学学士学位，此后进入美国伊利诺大学经济系学习，1984年获硕士学位，1986年获该校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毕业后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任教，凭着过硬的学术成绩，于1992年获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终身教职，并晋升为副教授。

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国人在美国好读书，能拿到经济学博士，继而进入大学终身教职序列，再拿到终身教职，是非常艰难也令人称羡的成功。可是易纲拿到了却又放弃了，此中的人生波澜，又何足三言两语道来？

或许这与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密不可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CES）是在85年由钱颖一、杨小凯、海闻等在美留学生一起发起创建的，这些年轻人来自美国东西部的各个角落，但却因为共同的关切聚集一起，时在伊利诺大学的易纲亦是发起人之一。当时不过是一群中国留学生聚集在纽约的中国总领事馆里讨论中国经济改革，有意无意地感觉以西方的学术背景反观中国改革开放是一件大有可为之事。在北美，他们所处的环境和国内截然不同，没有所谓的组织，也没有上级指定的领导。每个早期出国留学的人都是百里挑一的精英，有些人甚至自命不凡，桀骜不驯。对于学会而言，如何能够把大家团结在一起，共同干出点事业来，确实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由于每个会长只干一届，既不能搞个人或小集团垄断，又要保持学会的连续性和学术水平。如何才能保证学会健康发展，坚持学术自由和独立的原则，坚持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不受外界来自于“左”的或右的各种干扰，这些都没有前例可循。对于这样一群年轻的经济学者，能否按照民主的原则建立一个学术组织，实际上是在20世纪80年代非常有趣的一个试验。易纲在其中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而在与此同时，77级留学生很多都已经毕业或临近毕业，虽然相信中国改革能继续下去，但对于他们来说，是留下还是回国，依然会有一番挣扎，毕竟，国外的工作条件、科研条件是那么地好。易纲最初选择留下。他在印第安那大学从助教做起，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到1992年做到了终身教授。但他时刻都关注着来自祖国的声音，也正是在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巡讲话向世界传递了中国将进一步深入改革开放的信号，整个留美经济学会的同学们都异常雀跃。易纲陷入沉思：是这样安逸地在美国郊野像农民一样过一辈子，还是学以致用，贡献于祖国的改革发展？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北大人特有的进取求新精神在他的血里流淌，他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国内又传来一个新闻：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1993年，当时担任CES会长的易纲就开始决定筹备一个关于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1993年的夏天，这场研讨会在海南顺利召开。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学术研讨会，从一张宝贵的会议纪念照中，我们看到了如今中国经济领域中的许多关键人物。从那时起，经历了十多年异国沉浮的易纲已决定回来。

三、 最喜欢的职业是老师

“下个世纪将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这是17年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主任林毅夫在中心成立之初的一句豪言。几乎所有的人都只把它当作一句祝词时，林毅夫和易纲、海闻等初创元老却把它当作CCER奋斗目标，开始了迄今十几年的实践。

36岁的易纲踌躇满志。早在留美期间，海闻、林毅夫、易纲将“探求中国经济改革路径”定为三人间的“君子之盟”。1994年，当他们陆续回到北大后，便拉上了刚从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的张维迎联手创办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回忆创业之初的艰难，虽然CCER建立之初就被当作北大学术“特区”，但万事开头难，北大很想支持这帮年轻人的想法，可当时既没有房子也没有钱，只能提供简单的设施，艰难可想而知。林毅夫为了筹款到处做说客，他的哥哥林旺松、世界银行、福特基金，都曾是他游说的对象。6位“海归”博士就坐在简陋的北大老教学楼109号办公室，坚信着这是一块“孵化”未来中国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热土。老教学楼的两间半办公室，学生来老师去，拥挤不堪。

多年后的今天，CCER有了焕然一新的教学楼；CCER的教师们，已被国内经济学界称为“个个都是高手”。这些人活跃在各种经济论坛，对中国经济各个领域都有着出色的研究。作为CCER开创者之一的易纲坦言，“我们当时想请中国在海外学成的学者，特别是优秀的教员和研究人员能够回到中国扎根，进行教学、科研，并且进行中国改革的政策研究和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使得中国经济在世界的位置越来越重要，使得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也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现在这几个目的都达到了，甚至远远跨越当初的预想。”

这或许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如今“为官”的易纲自己也一直没有放弃 “学者”的角色，当被问及：“作为官员和学者发言，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易纲答道：“当然不一样。我现在的身份比较敏感，学者要自由得多。但研究工作跟过去没有什么区别。”他至今仍兼任着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教授。易纲喜欢把自己定位为“一名老师”，“我最喜欢的职业是老师，因为这可以普及经济学。”一位北大学生告诉我们：“在课堂上，易纲谈论最多的除了货币政策，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的选择。”这份赤诚的情怀背后，不仅有对于学生成长的拳拳关怀，更有对于中国经济学能走向世界的企盼，有对于中华民族真正实现复兴的思考。

中国的落后究竟是如何造成的，易纲这一代知识分子有自己的观察。他曾很认真地思考过李约瑟之谜，对于中国文字的模糊性和形式逻辑的缺乏阻碍了科学的发展这一命题深入探究，认识到文字的不透明性对于传达信息之弊，认识到形式逻辑在中国历史上始终不成气候，并以此眼光看当前经济学界学术研究见大不见小，人云亦云，概念混乱，滥用参考书等诸多问题，语重心长而极富见地。怎么办呢？当这个时代高喊着创新时，易纲很诚恳地告诉我们说，我们真正缺乏的是制度层面的创新，是概念、思想的创新。

如同一泓泉水，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或许“教师”在易纲心中的使命，正是要让这泓泉水的源头永远不竭吧。

四、 民生是和金融改革是同等重要的事

“我见过很多很多的钱，当然是在金库里。那时候，我想的是，这些钱‘安全’吗？制度是不是严格完备？一张钞票和一大堆钞票是不一样的。自己钱包里的钱，我当然知道它的重要，没有钱，人家不卖我东西。在我行使职务时，钱就是国家货币政策的工具，我会想到诸如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等专业术语。”这是当年易纲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时说的话。那时的他，一心扑在货币政策的研究上。

作为一名金融学者，易纲广为业界赞许的是，他较早地预言了1998年的通货紧缩，并对当时调控政策的及时转向发生了影响。其实，易纲自己似乎更喜欢谈及民生问题，在《中国货币化进程》一书的序言中，他认真地写道：“我对居民楼一年到头总有人在搞装修深恶痛绝，对市政建设规划不精细、‘拉链路’的频频出现无可奈何。我对水资源的担心尤甚，曾经研究过节水马桶的设计和推广，曾因试验两次小便后冲水一次而受到家人们的批评。”读易纲的书，你会深切地感受到他那透明到几近幼稚的语言，越回味却越觉有味。也许有人会说这明显是终年西方式经济学训练的烙印，但我们更愿意认为这是自古士大夫的实录精神，是易纲永远的一片赤子之心——无论对学问，对人生，还是对整个民族国家。

“像一滴露珠 落下母亲的树

　　融入家庭的溪 流向人类的海

　　而这一滴水 又被知识的阳光蒸发

　　由归乡的云浮载 经浓浓的情凝聚

　　化为一滴雨 去滋润母亲的树和那扎根的土地”

这是当年一个77级留美大学生写下的诗，那是一代人的心声。踯踯躅躅他们被时代的巨浪推到风口浪尖，而最终的归宿仍在祖国和同胞。

作者：中国语言文学系 10级 张一帆

编辑：落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