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洁琼教授在燕大社会学系执教期间，我选修过她的多门课程。雷先生是1946年回到燕大的。那一年，国民党特务在南京火车站暴打马叙伦领导的“反战请愿团”，其中的雷先生被打受伤后，受到中共代表团邓颖超的慰问，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事件发生后不久，雷先生即返校执教，我慕名选修了她的“社会行政”课，翌年又选修了她的“社会解体”课。她教课的特点是理论与实际结合，即讲到一个阶段，就带领我们社会调查。我跟她先后调查了北平东城的精神病院、司法部街的法院和监狱、中山公园里的儿童福利院以及妓女改造所、天桥地区摊贩。每次调查之前，她都给我们讲要重点了解的问题，回来后又教我们如何分析、归纳、写报告。就是通过这些调查，我对当时北平的社会问题有了了解。

雷先生在讲授社会学的同时，还重视社会工作，时常带领社会系学生，去清河社会实验区等地做些为农民服务的工作。1947年她受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H）的委托，在海淀开办了儿童福利站，她带领社会系、家政系及教育系的同学，每天为贫困儿童发放牛奶、营养品等。

雷先生与张奚若、吴晗一同被称为民主教授，她一贯支持同学们反帝爱国、争取民主的学生运动。早在1935年她即参加了12•9运动，1946年发生美士兵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事件后，燕大、清华两校同学列队徒步进程进行反美大游行，雷先生是队伍中的唯一女教授。

雷先生生活俭朴、平易近人，我常去她家，每次去时，都能听到她与严景耀先生讲解当前国内形势以及国民党如何独裁统治、残害人民，使我受益匪浅。1949年我大学毕业决定调中共中央社会部后，立即去她家告诉她，她为我能去党中央机构工作表示祝贺。在以后政治运动连连不断的情况下，我与她不再接触，直至“文革”结束，我们才又恢复了往来。她曾为我译的《费孝通传》和她让我译的《当今日本社会》两本书作序。雷先生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时与我部罗静同志是好友，她与罗及罗的前夫施滉（施后来被国民党暗杀，他作为烈士的事迹曾被拍成电影）一同参加美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活动。我与雷先生交往中，她俩通过我经常互致问候，但还未来得及再次会面，罗便去世了。

编辑：李娜